华信配资杨维康：睡在车底的科学家

本文转自：中国科学报

科研人员夏天睡在车底。受访者供图

■本报记者赵宇彤

“你猜，它们在干吗？”新疆天山北麓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内，几个人趴在望远镜后窃窃私语。

发问的人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（以下简称新疆生地所）研究员杨维康，而他们讨论的主角正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——蒙古野驴。

20多年来，为追踪蒙古野驴的踪迹，杨维康带领团队多次出入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。这里是新疆有蹄类野生动物的主要活动区域，分布着蒙古野驴、鹅喉羚、盘羊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，而杨维康的目标就是守护这些旱域生灵。

“从事生态学研究，只有坚持在野外观察思考才能找到科研的灵感和思路。”杨维康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他每年至少100天“漂”在野外，在酷暑、严寒、狂风和沙尘中，寻找别样乐趣。

三次转方向

杨维康和濒危野生动物的缘分，来得有点晚。

1993年，新疆大学基础数学专业大三的杨维康，逐渐萌生了转专业的念头。当时多数人选择从数学跨到计算机专业，他偏偏对生态学更感兴趣。“我自学了《植物生态学》《植物分类学》等，顺利考进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（现新疆生地所）。”

1994年7月，满怀期待的杨维康进入新疆生地所后再未离开，在此学习、工作了31年。

硕士时期，杨维康攻读植物学专业，研究新疆地区常见的柽柳。他毕业后留在研究所，在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。很快他发现，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，还得攻读博士学位。但当时没有合适的植物学课题支撑他攻读博士，他只得先去新疆生地所研究员高行宜带领的动物生态学课题组帮忙。他边工作、边自学，考上了动物生态学的博士。

读博期间，杨维康全身心投入濒危鸟类波斑鸨的保护生物学研究。波斑鸨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长期以来，科研人员只知道西北部地区有波斑鸨，但对其数量、分布、习性等一概不知，连不少当地人都不知道这种鸟的存在。

得益于导师高行宜长期扎根野外的坚持，他们在昌吉州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中率先发现了波斑鸨踪迹。“这一发现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。”杨维康说。

2002年，杨维康迎来了博士毕业答辩。当把厚厚一沓博士论文递给鸟类学家郑光美时，对方作出了高度评价：“你这篇论文详细研究了波斑鸨的繁殖生态学特性，对波斑鸨的保护有很大意义。”这句话，杨维康铭记至今。

在追踪波斑鸨的过程中，杨维康注意到另一类物种——有蹄类野生动物。

“新疆地区分布着众多濒危有蹄类野生动物，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。”杨维康告诉记者，当时，波斑鸨研究已经较为深入，考虑到个人和团队的发展，他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向。

寻找蒙古野驴

2004年，杨维康正式开始了蒙古野驴研究工作。

研究第一步是找到蒙古野驴的踪迹。“我们会驱车进入保护区或无人区，站在车顶上用高倍望远镜寻找野生动物。”杨维康说，在长期的野外考察中，他总结了一些经验，比如七八月份，整个保护区非常干旱，大批蒙古野驴聚集在水源地，通常可以直接“守水待驴”。

此外，分辨蒙古野驴的痕迹也是必备技能。“无人区本没有路，野驴走得多了就有了路。”杨维康笑道，而“路”的大小、深浅，甚至新旧程度，都传达着不同信息。是几头驴还是一群驴、是近期的痕迹还是隔了一段时间，都可以从中窥探一二。

沿着错综复杂的痕迹，杨维康直观了解了蒙古野驴的基本情况：数量多少、吃什么、有没有足够水源、生活在哪里……杨维康“眼力”极好，他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副望远镜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停车观察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

除了观察外，要想深入分析蒙古野驴的生活习性，还需要关键的研究证据——粪便。

“粪便和食物直接相关，因此越新鲜越好。”杨维康说，每次观察记录后，他们就会驱车直奔野驴群。在紧张状态下，野驴会自然排便，以减轻身体重量，利于逃跑。这样，杨维康带领团队总能如愿捡到新鲜粪便。

不过，驴粪越是新鲜，味道就越刺鼻。尤其在寒冷的冬天，车内的味道更是一言难尽。司机往往最先忍受不了，摇下车窗，用冷风冲散这股恶臭。

“借助粪便我们可以进行蒙古野驴的食物组成分析，判断它们倾向于吃哪些植物、不同植物的食用比例等。”杨维康说，基于研究分析，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濒危动物保护措施。

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，蒙古野驴数量不足400头。2005年，杨维康发现保护区的矿业开发严重威胁野生动物生存。基于实地调查，2013年和2015年，杨维康分别提交了咨询报告，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，着手进行生态恢复。2022年底，保护区蒙古野驴数量已上升至3400余头。

“两头熬”

野外考察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全靠一早一晚“两头熬”。

夏天，北京时间5点，新疆还是漆黑一片，杨维康起床、洗漱、吃早饭、装上仪器设备和干粮。5点半准时出发，乘车抵达观测点位，架起望远镜，开始观察。而后，太阳缓缓升起，直至发出刺眼的光，杨维康感觉眼睛都快要“烧”起来了。

正午炎炎烈日，野生动物也“扛不住”了，纷纷躲藏休息。这是杨维康和团队最难熬的时段。他们从车里搬下食物——通常只有两个选择：方便面和馕，盘坐在地上，快速填饱肚子。

下一个野生动物观测的好时机是傍晚7点。接近六七个小时的“午休”，在没有遮蔽物的野外，气温接近40℃，闷得人喘不上气。“司机师傅把一块帆布铺到车底，让我们头对头钻进去，上半身藏在车底，开始睡觉。”杨维康说，有时候风沙吹进耳朵，有时候蚂蚁爬到脸上，他们都不为所动，“偶尔大家也会坐一起聊聊天，讨论学生实验、论文难题来打发时间”。

等到太阳西下，野生动物又开始活跃。他们再次架起设备，直到晚上10点半，才结束一天的工作。

从1995年首次前往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开始科研生涯，这样的日子杨维康过了30年。

在他记忆中，1998年4月20日到6月15日的野外考察格外深刻。出发时他裹着棉衣棉裤，春末夏初的无人区昼夜温差极大：正午时分，帐篷里又闷又热，帐篷外阳光暴晒；晚间气温骤降，狂风大作，帐篷被吹得摇摇晃晃，起床时脸上、嘴里都是沙子。

“当时，每周会轮流安排两个年轻人去附近城市采买物资，还能在宾馆洗个澡，算是难得的福利了。”杨维康回忆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野外工作的艰辛和魅力。如今，他每年近1/3的时间扎根野外，持续收集关于盘羊、藏羚、藏野驴和北山羊等濒危物种的重要数据。

近期，杨维康带领的干旱区生物资源保育团队基于5186条北山羊野外分布记录，构建了首个跨境物种保护责任量化评估框架，为北山羊保护提供科学依据。

“不考虑工作的话，你喜欢什么动物？”2022年父亲节前夕，杨维康收到孩子的微信。

“还是盘羊和北山羊。”他回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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